万历初，抗倭名将谭纶“受其术于仲文，时尚为庶僚，行之而验，又以授张江陵相”，结果一跃而为大司马。不过他的秘方不太到家，“谭行之二十年，一夕御妓女而败，自揣不起，遗嘱江陵慎之”。另一位声名更为卓著的戚继光也曾干过同样的事，然戚继光搞来的春药比谭纶的更猛，“药虽奇验，终以热发，（张）至严冬不能戴貂帽。百官冬月虽承命赐暖耳，无一人敢御。”连张居正这样清醒精明而有大才干的政冶家在欲望上都显得如此贪婪，就不用说其他一班随波逐流的政府官员了。正所谓“盖陶之术，前后授受三十年间，一时圣君哲相，俱堕其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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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个纵欲时代，李文先生在其《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中这样写道：“要是能通过时光隧道，回到万历年间，那时的北京也好，南京也好，乃至大小城市，妓院娼馆，充斥市廛，神女娈童，诱色卖身，媚药秘方，大行其道，淫具亵器，公开买卖。而在街市集镇，茶楼酒肆，那些御女之道，房中之术，淫秽文字，春宫图画，更是堂而皇之地大明大摆。因此，实际上全社会对于淫荡，已到了毫不以为羞耻的田地。” 文章来源：http://www.sickarts.com 节选自：《肮脏美学》

我发现一个现象：大抵道德萎靡，世风日下的时代，人最基本的原始欲望是最为膨胀的，这是因为历经长期严酷的专制政治重压，时代精神丧失了积极进取，只余下了轻狂浮躁。人们对眼前的处境不满，对未来又不报希望，也不再对国家的前途和自己建功立业存有幻想，况且，道德规范一般首先是作为被社会共同认可的规则出现的，若人们连对社会的归宿和认同都没有了，自然无法指望他还会遵守那些戒律。于是，丧失了信仰和理想之后，享乐成为生活的依藉，欲望成了生活的目标，在此之下，人性的原始本能被放大了，迅速膨胀了，人们越来越多地去追逐声色。以此作为回归个体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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